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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君:卡夫卡家的访客 | 新重视

            admin 2019-08-11 146人围观 ,发现0个评论

            《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6期选载东君中篇小说《卡夫卡家的访客》,原发《山花》2019年4期。东君在《做一个东西南北人》中,共享了自己对汉语小说的考虑与探究,如安在东方精力、西方现代派、南边叙事和北方话之间找到最好的小说境地。《卡夫卡家的访客》或许就正处在“东西南北”的交点之中。

            做个东西南北人

            文 | 东 君

            当汉语小说穿上西方小说的外衣,咱们就能看到一个鬼魂,一个欧洲或拉丁美洲的文学鬼魂在身边游荡。而咱们所看到的影子或许便是影子的影子,咱们所听到的声响或许便是声响的声响。所以,就有人忧心如焚地提问: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是否真的走到了止境?回归传统能否发现一种新的或许性?汉语小说与西方小说终究还会在某个极点集合?明显,汉语小说还处于未完结状况,咱们这一代的探究者还在路上(不过,现已有人泣而返,有人咏而归),作为其间的一个,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假如余勇可贾,我就计划把东、南、西、北都转上一圈吧。

            所谓东,即东方精力。精力这东西,难以表述,只能感触。从小说形状来看,东西方有别,东方的美学形状是重视宛转、精约的。在欧洲人眼中,“我国式”简直便是杂乱的近义词。我想,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东方文化而发作的幻觉。方块汉字(特别是正字)形似杂乱,但运用起来却很简略。杂乱是其表象,简练是其内核。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所认知。在诗篇方面,我国历来是多短诗,罕见长诗,即使有之,也没有《神曲》那种鸿篇巨制。但咱们的优势恰恰是以少量胜多许。我国小说(特别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明清笔记小说)历来就有我国古典诗篇的特质,有时故事讲透了,意思尚在模糊惝恍间,这便是贾岛诗中所说的“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有时作者会流露个人情味,故意在某个细节处留点什么,自己把玩,不让猜破,这便是陶弘景诗中所说的“只可自怡悦,不胜持赠君”。温州的林斤澜先生谈小说时有个闻名的观念:有话则短,无话则长。他的小说常常在无话可说处开端小说的叙说。每回发作地震,我总会想起林先生写的一篇有关母爱的小说。这个小说极短,不到千字,它取材于蒲松龄的一篇关于地震的小说。蒲松龄写到房子仆而复起,里边如同是没有故事的。但林先生却抓住了这一点加以发挥。在蒲松龄不说的当地他开端讲故事了。他说,房子仆而复起的时分有个男人跑了出来,接着,又有个女性跑了进去。女性进去是为了救孩子。然后,房子又仆,再也没有起来了。小说中没有一句赞许母爱的话,但母爱便是在“无话”处出来的。东方的文字之美,东方的精力,有许多让人深味的当地。

            异次元杀阵

            所谓西,即西方现代派。咱们的邦邻日本与韩国的现代文学起步时间要早于我国。这是不争之实。鲁迅的年纪大于芥川龙之介,但创造小说的时间则要晚于芥川。我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即为鲁迅的《狂人日记》,首发于一九一八年的《新青年》月刊。但在那之前四五年时间里,芥川就现已写出《罗生门》《鼻子》等让鲁迅敬服不已的小说了。再进一步说,芥川还不算日本现代小说的前驱人物,之前已有夏目漱石与森鸥外等大师级作家呈现了。再到二十世纪,咱们的现代小说与日本的距离就越来越小了。一九二四年,也便是关东大地震第二年,日本最早的现代主义文学门户“新感觉派”面世,代表人物有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

            同一年,法国青年诗人、作家布勒东、艾吕雅、阿拉贡等,发起了超现实主义运动。东方和西方在二十世纪二十时代挑选东京与巴黎掀起两场最重要的现代文学运动,不能不说是一次前史的偶然。当年李金发从法国带回了那么一丁点儿超现实主义诗篇的剩菜残羹,生拼硬凑,弄成了几个拼盘,尽管让我国读者开了一次“洋荤”,却难免落下“食洋不化”之讥。究竟,法国现代派文学还没有作为全体被介绍到我国,因而只要一部分滋润其间的人略得几分“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感觉,大部人仍是适当有隔阂的。相对而言,我国作家关于东邻作家所倡议的“新感觉派”却是有感觉的。

            流风所及,影响了在日本留学的刘呐鸥,他回到我国后,也发起了所谓的“新感觉派”运动,随后就出了穆时英、施蜇存等。现实上,他们跟日本作家相同,都是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特别是波德莱尔今后的法国文学)的影响。横光利一早逝,川端康成超迈侪辈遂成东西方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独臂》《睡美人》既有日本元素又有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滋味。在同时代,我没见过哪位我国作家写过这样的著作。在怎么对待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交融方面,日本人(包含川端)一度比咱们做得更好,就像他们最初处理文学创造中的“和文调”与“汉文调”相同。

            回望咱们八十时代以来的我国作家,大都受过西方文学的洗礼,而且在写作中无一例外地阅历了现代汉语的标准化练习、翻译体言语的异化操作。特别是,当咱们一开端接触到西方文学时,就有一种生疏的振奋。咱们的皮肤认同了它。咱们的文字也呈现出白皮肤的质地来。更为可笑的是,咱们自以为学到了家,而且很老到地用博尔赫斯或卡夫卡的口吻说话。因而,我能够毫不夸大地说,咱们的作家虽是用汉语写作,却是用英语考虑问题,直到有一天,咱们才发现,有一种已然生疏的言语一向长在咱们嘴边,就像胡子相同,刮了还会长。而这种生疏的言语竟然便是咱们祖传的东西。不能不供认,我在西方文学里边浸淫既久,但我的叙说视角、思想以及兴趣仍是偏于东方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一般被人归类为南边作家,因而有必要鄙人面谈谈我所了解的南边叙事。

            所谓南,即南边叙事。南边叙事很简单被人们狭义地了解为本乡言说或方言写作。我绝无此意。南边叙事源自南边地域,却能够逾越地域自身的约束,至于广阔。小当地生长起来的写作者或许会有这样一种不无激烈的领会:有时分,言语会影响咱们的回忆。那些在咱们蒙童时期发作的事,咱们过后一般能用方言把它尽或许精确地表述出来。当咱们把它转化成一种雅驯的书面语时,其实现已遗失了许多东西。因而咱们能够不无偏执地说,咱们引以为傲的现代汉语写作自身,其实已变成了一种在困难的转化过程中遗失的那一部分(这种主意源自于某位外国诗人对诗篇翻译的观点)。我无意于着重方言(南边言语)写作。而是说,许多方言其实便是汉言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仅仅从某个前史时期的某种干流言语中疏离出来,时代湮远,让咱们见了反倒感到几分生疏。而生疏带来的是隔阂和厌弃。现在重拾回来,咱们相同需求几分勇气和胆气。许多年前,咱们或许还能够责备北方言语霸权的控制与咱们的政治气候有关,而现在咱们如同毫无必要担忧来自这一方面的许多忌讳,由于咱们所面临的,现已是各种言语的大集合:北方言语、西方言语以及放逐太久的南边言语。咱们应该像拉金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在东方举起一杯水,让一切视点的光永久不停地聚合(粗心如此)。

            我自身也有这种领会:那些渗透在我血液间的方言,一旦带进写作,就会让另一些与之相匹配的词语不断地出现,向它聚合过来。这真的是很美妙的。现实上,我是不建议方言写作的。假如我在小说尝试用方言,我会慎重考虑。比方我在《洪素手弹琴》中用了温州方言“醉”字:听醉了、睡醉了、看醉了。这一“醉”字不能解释为沉醉,读者大致能够意会。除了尽或许创造性地运用一些没有隔阂的方言,我还汲取了我国白话小说省净、简练的特征,至于有没有到达文白相间、庄谐杂糅的作用只能有待修炼了。因而,有人说我的小说创造便是典型的南边写作。这个我也供认。南边写作者就应该有南边写作者的气质。相同是汉语写作,在用字、语调、气质等方面,南北写作者存在差异是不足为怪的。

            所谓北,即北方话,亦即普通话(有人恶作剧说是“胡普”,章太炎称之为“金鞑虏语”)。新我国建立今后,普通话写作简直覆盖了(古代)白话与(南边)方言。汉语词典里多北方方言,表现了一种词汇的单一性。直到现在,咱们南边作家的北方腔仍未消除。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现在许多学生的发音方法如同都是一个形式里出来的,有些作家的发声方法也如此,他们的写作受到了一种标准的普通话的影响,已丧失了许多与生俱来的东西。这是很值得咱们警觉与担忧的。一些优异的写作者知道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在“共名”的状况下挑选了独立化书写,宣布一种不同于“北方腔”的独异的声响。

            我所寻求的一种抱负的小说境地应该是这样的:在北方语系(普通话)写作之外,不失南边叙事的特征,其内涵精力是东方的,外在的表现手法则兼有西方现代派的元素。

            ——2013年发表于《文艺报》

            小 说 选 读

            卡夫卡家的访客(节选)

            文| 东君

            卡夫卡曾在他的《八本八开本笔记簿》中谈到一位来访的我国人。在这位身高一米八二的奥匈帝国作家的眼中,来访者的穿着打扮东君:卡夫卡家的访客 | 新重视无疑有几分乖僻,加之言语不通,碰头之前按例会有一阵等候互相能够习惯的缄默沉静。卡夫卡不清楚他为何会来访问,在他看来,我国人大约就像外星人相同奥秘。卡夫卡的描绘难免带几分夸大、诙谐的成分:“我站了起来,然后撑直了巨大的身躯,我这身躯在这矮小的房间里每次都不可避免地把来访客吓得够戗,接着便向门口走去。公然,这个我国人一看见我,就赶忙往外溜。我仅仅追到过道里,就拽住了他,我小心谨慎地拉着他的丝绸腰带,把他拽进我的屋里来……”这件过后来又被卡夫卡铺衍成一篇短文《我国人来访》。文中他除了把我国访客(一名既瘦且小的学者)的表面略略描绘了一番,并没有告知咱们他是谁,互相都谈了些什么。

            巧的是,跟卡夫卡有过友谊的威尔弗先生在他的日记里也曾就此记了一笔。那天上午,汉学家威尔弗从教堂回来,便在客厅里接待了这位游学欧洲不到一年,却喜爱处处访问当地名人的我国学者。这番会晤,是经人介绍的,互相间的会话用的自然是我国话。我叫杨补之,那位我国学者介绍自己时,趁便递上了一份个人简历(前面还缀有若干头衔)。问寒问暖间,威尔弗的小儿子溜了进来,用猎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位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的我国人,然后俯下身来,摸了摸他的白底黑面布鞋说,不是小脚。杨补之如同猜得到这话的意思,就说,咱们我国的男人是不裹脚的。威尔弗悄悄一笑,就把小儿子与猫同时赶到外面的小花园,把杨补之带到二楼的书房,跟他聊了开来。让威尔弗悄悄吃惊的是,这位我国学者竟然也喝咖啡,也懂一点英文。威尔弗传闻杨补之在天津做过幕僚,就告知他,自己在那座城市做过三年的寓公,也是在那里学会了汉语、古琴、围棋、水墨画,回到欧洲后,首要从事翻译,兼及言语修辞学的研讨。二人聊到正午时分,威尔弗留饭,之后,又带着杨补之去访问一位小说家。小说家不是他人,正是弗兰兹卡夫卡先生。咱们现在通过威尔弗日记大致能够知道:威尔弗与卡夫卡同为犹太人,刚好也住在布拉格城堡邻近的一条冷巷;他很早就知道这位以寒鸦作为店徽的布拉格商人的儿子,而且跟他聊过我国的老子、长城和丝绸。那天,卡夫卡与我国访客攀谈时,威尔弗先生就在一边充任翻译。

            一百多年后,当我与威尔弗的后人碰头时,他就把高祖日记中的这段记载指给我看,然后就赠给我一本德文版的我国诗集。一位结伴同行的翻译家朋友随口把书名译为《俊友集》,我觉得不失雅切。曾问威尔弗的后人,原书是否还在?他说,原书是手抄本,上世纪六十时代,他父亲访华期间作为礼物送给北京一位学者,后来那位学者不能逃过地卷进一场政治风云,家里的藏书都被人一车一车拉出去烧掉了。上世纪八十时代初,他父亲以老朋友的身份再次拜见那位年事已高的学者时,趁便问起了当年奉送的《俊友集》。学者说,那本书的命运跟其他书相同,都接受了火刑。

            一百多年前,一位叫杨补之的我国学者把一部手抄本《俊友集》送给了威尔弗先生。威尔弗先生一向想着手翻译此书,其间二人曾多次通讯。威尔弗是用钢笔写信,而杨补之依旧是用毛笔(威尔弗曾赠他一支钢笔,但杨补之称自己不会运用钢笔)。若干年后,威尔弗跟学生协作,把书中的悉数诗作和那些发作在东半球的故事译成德文,俾得撒播。至于原文怎么,咱们至今现已无从考证了。书中写到了九位晚明以来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后边还附录了每个人的诗作。杨补之在跋文中说,给人写小传,循例是要写明字号、原籍、经历(包含功名、官职)、著作之类,但在这部书中,大部分诗人都是布衣身世,没有功名,也没有一官半职。杨补之又说,他读过历朝诗集、诗选数千部,许多诗人都是当过官的,如同没当过官就不算是诗人了。现实上,有些人的诗之所以传世,仅仅是有赖于这种特别身份,与诗自身无关。与之相反的一种现象是:有些布衣诗人,尽管有着可与唐人比肩的诗才,但在世的时分仅仅被少数人所欣赏,死后身魂两丧,更是无人纪念了。杨补之要做的便是把这些人的诗作公之于世,垂之长远。这些人尽管与他不是同代人,但他说自己常常读他们的著作,就感觉与老友晤谈。书名叫《俊友集》,就有这个意思。

            两位翻译《俊友集》的德国人在跋文中说,假如回忆是像古希腊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向上觉悟”,那么忘记就意味着“向下蜕化”。我国民间那些最优异的诗人遭人忘记之后,杨补之先生所做的事便是像从海底打捞沉船那样,搜索收拾他们的著作。

            若干年后,我的翻译家朋友把德文版《俊友集》翻译成中文。翻译家朋友发现:这部书其实是由杨补之、威尔弗及其学生共同完结的。杨补之完结了编注诗篇、编撰小传的部分,威尔弗作为一名汉学家完结了点评的部分,而威尔弗的学生则在翻译的过程中又添了一些自己的主意(比方这样一句诗“一只手和另一只手交流信物时,一颗星的移动如同已有所暗示”很有或许是从“时过境迁”这个我国成语中衍生出来的),但那些臆改、误读的成分反倒使这部书充满了奇趣。翻译家朋友明知书中存有错误,依然照译不误。因而,这是一部由了解与误解构成的书。书中录有诗七百七十七首,由于无法找到原诗比对,因而他也只能用白话文翻译出来。此处我就把这些布衣诗人的行传照录如下(诗略)。

            沈渔,字伯溪。家住嘉兴府石臼漾边上。三间瓦房一例白墙,有花有树盘绕。除了桂花,还有两株三百年的老梅,枝干如铁,腊月著花。沈渔的书房便在梅边,因而就叫“梅边小筑”。沈渔没打过鱼,连续的是祖上那种亦耕亦读的日子方法——种田养猪之余,能吟点诗。他的诗很少用典,多用白话,偶然也搀杂一些方言,显得生动生辣。他最重要的一本诗集是《石臼漾集》,写事状物,口吻清淡,近于白描,但日常日子的一些小事经他一写,就带上烟火气。在他写作状况最好的时间,他的诗曾挨近过南边几位寥寥无几的长辈诗人。

            沈渔饮食有度,重视摄生,年过半百,看上去依然像个三十多岁的俊朗男人。他的脸尽管很光润,但他生平最抑郁的一件事便是脸上不长胡子。因而,有位画师在他五十大寿那天给他画肖像时,特意给他添上了几笔胡须。由于高度近视,他素常简直不出州府,至多便是绕着石臼漾走上几圈。这是他神往的一种日子:蓬蓬花树,孤鸿交游,人影在地,酒杯在手,老伴最好是别跟在后边啰嗦。沈渔往常总是低着头、散着双手走路,只要他人跟他打招呼时,他才会猛地抬起头来,先是“啊”一声,继而立定,拱手相唤,不管男女贫富,他都一概磬折身子,极尽礼数。这种“相唤”的古风,之前在石臼漾一带是不曾有过的,人们觉得特别,也就学会了。每回有人在路上遇见沈渔,也都会毕恭毕敬地相唤:啊,我家先生出来漫步了。

            他的诗文,有多半是写石臼漾这块当地。在他眼中,六合也就石臼漾这般大。他重视的另一个当地,便是天空。他常常望着绚丽而孤寂的星空,幻想无尽的世界。沈渔毕生未离故乡,也未曾登上星空半步,但他却编纂了两部与漫游有关的集子:一本是《卧游集》,里边收录了很多的山水诗;一本是《汗漫集》,收录了很多研讨地理的诗文。沈渔说,天比地大,我知道了头顶这片天,也就知道了天底下的万物,又何须出远门?曾有人请沈渔出来,做一位知州的幕宾,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其时被人称为“文坛祭酒”的王世贞曾托付永嘉诗人何白给沈渔带口信,约请他去南京鸡鸣山参与一次暮春雅集,他没去。

            某年冬季,华亭陈眉公写信约请他到小昆山看梅花与鹤,他没去。

            山阴张汝霖(张岱的祖父)约请他去龙山、快园一游,他仍是没去。

            沈渔去得最多、最远的当地是桐乡(当然是要有人伴随)。每年三月三日,他总要坐船去那儿,参与一年一度的诗会,在曹老爷家吃一顿饭,跟他的幺妹(一个会写诗的小寡妇)聊一瞬间天。那个时节,曹家庭院里的海棠生花结露,十分鲜艳。沈渔来了,是必定要为海棠写一首诗的。

            沈渔很少同官员交游,他的父亲早年由于卷进某起政治事件而瘐死,这就导致他后来远离官场、不谈国务的性情。曾经有几位落第秀才在他面前谈论宫殿秘史,他没听上两句就拿着蒲扇走进自家后院那座鸟声和蝉声相杂的园子,解衣纳凉去了。

            湖州某盐课司大使通过石臼漾,传闻沈渔的诗名之后,特意登门访问。大使坐在沈渔家的庭院东君:卡夫卡家的访客 | 新重视里,读着沈渔的诗,读完三四首,遽然站起来,拢着袖子退到一席之外的当地,向沈渔施了一礼。在沈渔有限的读者中还有一位嘉兴府的知州。真好,真好。知州读完一卷,连连称好,然后就对身边的搭档说:常常读完一篇,心底里就会兜起一股悠然气韵,像秋千在宅院里悄悄晃动。有人把这句评语带给沈渔,他也仅仅淡淡一笑。沈渔与知州,毕生没有见过一面。

            沈渔晚年的活动半径更小了,干脆与世隔绝。有人来访,他聊不到几句,就一言不发了;书读几页,就放下了。他刻了一方印:敬亭山下客。意思是说,他期望有一座山就像敬亭山那样,能够让他相看两不厌。但沈太太说,他有一天即使住到敬亭山下,也会厌烦的。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沈太太。沈太太出自嘉兴名门,个子很小,脾气倒很大,动辄摔碗、咆哮。沈的朋友说,每回沈太太大声呵责时,虫子就会错愕窜逃,老鼠三天不出洞。沈渔以惧内知名。他说,家有悍妻也并非什么坏事,这些年来,虽有内患,却无外忧。沈渔这一辈子从未被外人欺负过却是现实。

            沈渔六十岁后戒酒,开端茹素、念经,自称“小乘客”。七十岁那年的某个春日朝晨,他对着一株刚刚开放的海棠(曹老爷的幺妹逝世后,曹家后人持赠一株,移至沈家后院的天井),整理自己的一头青丝时,梳齿遽然折断,他就把梳子勃然甩掉了。之后他离家出走,不知所终。有人说东君:卡夫卡家的访客 | 新重视,那天傍晚曾看见他绕着石臼漾走了一圈,后来就不见了;也有人说,他在杭州府仁和县鼓楼一隅的测字摊边见过沈渔的身影。

            全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6期

            选自《山花》2019年4期

            东君:本名郑晓泉,1974年生于浙江温州。首要从事小说创造,兼及诗与漫笔。著有长篇小说《浮世三记》《树巢》,小说集《东瓯小史》《某年某月某先生》《子虚先生在乌有乡》《徒然先生穿过北冰洋》《立鱼》等。曾获郁达夫小说奖及《人民文学》《十月》等刊奖项。

            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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